王蒙的故事（上）
屈指算來,我與王蒙認識已有40來年了。上個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我以一個大學生和文學愛好者的身份，與之有過多次萍水相逢。進入新時期以來，作為一名從事當代文學教學和研究的大學教師，自然把他當作自己關注和研究的對象,又先后與這位文學大師有過十多次交往。在交往過程中，他那極具個性的表情舉止和妙語機鋒，至今猶然在目在耳;雖屬片言只語之類，亦足以窺見這位天才作家的思想火花、心態(tài)和品性，還有他那機敏和灑脫，容智和幽默。茲憶敘于后，聊供研究者參考，或以博人們茶余飯后會心之一笑。
“這就叫能上能下。”
1964年冬，我隨新疆大學"社教實習隊"來到冰天雪地的伊犁河谷，那時我正讀大二。由于平時愛胡亂涂鴉寫點東西，也能畫幾筆，所以第二年開春后，我與尚書等幾位同學被調到工作團團部，被派到幾個公社工作隊協助籌辦所謂階級教育展覽館(室)。其目的無非是把人們頭腦中階級斗爭這根本來就很緊的弦，繃得再緊一些而已。
1965年6月初的一天，窗外陽光明媚，花木扶疏，燕子穿飛，我們正在伊寧市郊巴彥岱紅旗公社一間大庫房里畫畫。自治區(qū)文聯"下生活"的畫家吳奇蜂老師(原自治區(qū)美協主席)在一旁熱心地指導我們。突然，他朝窗外大喊一聲:"老王!"我扭頭一看，只見窗外有個人正手搭涼棚朝這里張望：一身灰舊的干部服，個子不高，很單薄，眼鏡片映著陽光閃閃發(fā)亮。吳老師對我說:"是王蒙，知道吧？"
王蒙我當然知道了，上中學時我就讀過他的大毒草《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也聽說他被打成右派后從北京來新疆了，但沒有見過面。去年夏天，他在《新疆文學》上發(fā)表了散文《春到吐魯番》，而我那時剛好也在吐魯番葡萄公社參加"社教實習"，讀過這篇文章，想不到今天在伊犁又見到他，還真有點緣份哩!不過我有點奇怪，這次組織社教工作隊政治條件好像卡得很嚴，難道王蒙他一個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也有資格參加這場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么?
正想問問吳老師呢，王蒙已經進來了，順手把一本什么書放到桌子上，原來是一冊《哲學研究》雜志。我懷著好奇而敬畏的心情看了他一眼，第一印象很年輕，30掛零，瘦長臉，寬額頭，眼神顯得十分聰慧，并且閃著某種興奮的神采。他看人的時候雖然不無警覺、審慎，但更多的是落落大方，瀟灑自如。我不禁聯想起以前見到過的右派分子，例如系里的幾位老師，還有在公社小隊里從關內文化人模樣的盲流，一個個都是滿臉晦氣，見人總是低眉順眼、躲躲閃閃，說話則是神情緊張、吞吞吐吐，開起會來就畏縮在陰暗的角落，一聲不吭，整個是一副牛鬼蛇神的狼狽相。我還想起遠在故鄉(xiāng)的老父親，一個在反右后期被處理遣送回家的中學教師。在家里，他不是喪魂落魄，就是長吁短嘆……比起眼前王蒙這"心里沒冷病，不怕吃西瓜"式的坦然自信來，無疑有霄壤之別了。
從寒暄中我得知王蒙并不是社教工作隊的，而是剛剛下放到公社"蹲點"的干部。王蒙操一口北京腔，言談爽利，語速較快，但語調卻顯得軟綿、平和、渾厚，他與吳老師是區(qū)文聯的同事，邂逅相遇不知為什么老是說個沒完；我和尚書同學無由置喙，便接著去畫畫了。
我們正在一塊大板壁上臨摹一幅慶豐收的宣傳畫，是年畫式的單線平涂。歡騰的人物場面己經畫好，我端著調色盤踩著凳子勾描上部的葡萄；尚書同學則蹲在地上畫地毯圖案。正畫呢，聽到王蒙在下面笑道:"有意思，姓夏的，反在上，姓尚的，卻在下。‘上'在下，‘下'在上，有趣的位置!"稍停，他又對吳老師說，"這大概就叫做‘能上能下'吧？"說完，兩人都笑了起來。
我不覺與尚書同學對視了一眼，不由十分驚奇王蒙的思維真是敏捷，這么快就能從日常的生活現象中發(fā)現不平常的矛盾，并加以對比聯想，自然生發(fā)出某種人生理趣，而且出口成章，妙言解頤，真不愧是作家的化學腦子啊!近年一些評論家指出，王蒙小說中常常表現出一種他所獨有的'悖逆性"思維。現在看來，他這種特殊的思維，在幾十年前就已露出端倪了。王蒙這段觸景生情調侃式的"能上能下"妙論，頗有點"夫子自道"的意味，甚至也許是他風云幾十年人生的讖語哩!
“他總不能賣給自己吧？”
當我下來涮洗畫筆時，王蒙問我，你們新疆大學好像沒有美術系吧?我說，我們是學中文的，畫畫是業(yè)余愛好，這不是現在正跟吳老師學呢。王蒙得知我喜歡國畫，就說:"那剛好，老吳是浙江美院國畫系的高材生，還在新疆藝術學院兼課，正好教你。"
"對了，小夏，"吳老師說，"把你寫的那個連環(huán)畫腳本拿給老王看看，他是作家，也在大學中文系教過書……"王蒙來新疆前在北京師范學院(現改名為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的那段工作經歷，我是后來才知道的。我翻找出連環(huán)畫腳本，有點不好意思，害怕文詞拙劣，貽笑大方之家。
王蒙接過稿子，對吳老師笑道:"咱們這不是在互相吹捧么？"說著，也不怎么客套推辭，掏出鋼筆便伏在桌子上飛快地翻閱起來。
我像一個等待老師當場批改作業(yè)的中學生一樣，惴惴不安地恭立在王蒙身后。為了消除緊張心情，我拿過那本《哲學研究》翻看起來。發(fā)現里邊不少文章都劃了加重線，記得好像是一篇談莊子的文章，橫線和批語特別多。由此可見王蒙平日手不釋卷，博覽群書，用功極深，原來他那"欲讀書結"是早就形成了。十年后在和田又見到王蒙，我偶爾提起當年那本《哲學研究》，他證實道，那時我是在讀些哲學，對莊子也很感興趣。歷代不少中國文人，政治失意時都愛讀讀老莊。老莊是一種尋找自我解脫的哲學，能給人以在逆境中自救自存的智慧和學問。但是多數人只能吸收其表面皮毛的諸如遁世避禍、明哲保身等消極因素；而真正能從中領悟其虛靜超脫、順應自然、無為無不為的博大精深的人生高境界，形成清明平和、樸素健康、寬容曠達的人生態(tài)度的，只是少數，王蒙大概就是其中的一個。后來，我曾讀到一批研究王蒙的文章，有些學者根據他大量汪洋恣肆的作品和行文風格，探討了道家思想對王蒙創(chuàng)作的一些影響，那是很有見地的。2003年王蒙用了三年時間寫出了一部印數達數十萬冊的著名暢銷書《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書中闡述的人生哲學，明顯受了傳統(tǒng)道家思想的影響，更是明白無誤地證明了這一點。
“文字倒還通順，”王蒙“文不加點”地批改完我的"作文"后這樣評論道，"就是行文有些羅嗦，你看這一句——"他指著腳本中"過了兩年，大巴依(維語意為地主)又把烏拉孜罕賣給另一家巴依××××了"一句話，"這'另一個'三個字完全是多余的廢話嘛，他總不能把烏拉孜罕賣給他自己吧?所以我給你劃去了……"我不無愧色地默讀一遍經他修改后的句子，感覺果然清通多了，不由信服地點點頭。
“這‘興富'不是那‘幸福'。”
8年之后，我在烏魯木齊與王蒙又一次邂逅而遇，回想起來，那可真是荒誕而有趣。
1973年夏天，我由和田赴上海參觀全國美展路過烏魯木齊。當時我正心勞力拙地炮制一部后來終于失敗了的敘事長詩《庫爾班·吐魯木》（今天看來自然屬于“造神文藝”一類了），其中一個章節(jié)《最幸福的時刻》我投給了剛復刊的《新疆文藝》。不久接到編輯來信，說決定留用，因此這次想去編輯部問問情況。
當時《新疆文藝》(80年代初改名為《中國西部文學》，后改為《西部》)編輯部在民主路自治區(qū)文聯原址。下午時分，我走進黑咕隆咚的樓內，只見垃圾滿地，污水四流，大字報殘骸觸目可見，一派"劫后"慘象；而且樓內緲無人聲，冷清得很。最后我終于發(fā)現西頭有間辦公室的門縫里，露出一道昏黃的光亮，便怯生生地敲門進去。
辦公室內因為窗戶上貼滿了舊報紙，光線也很昏暗，一個人正交叉兩腿靠著辦公桌看書，見我進來就很客氣地問:你找誰?
誰知這句最普通的問話卻把我給問住了。原來，給我寫信的那位編輯的名字我沒有記準，只依稀記得與"幸福"的音很相近，便支支唔唔地說:"找一位編輯同志，他叫……興富……幸福……"
"倒底是哪個Xing——fu呢？"那人放下書笑起來，"巧極了，編輯部剛好有兩個叫Xing——fu的同志，一個姓鄭，叫鄭興富，高高興興的'興'，富裕中農的'富'；一個姓都，叫都幸福:祝大家'都幸福'嘛。這'興富'不是那'幸福'，你倒底要找哪個Xing——fu呢？"那人操著好聽的京腔，表情生動，像說相聲繞口令似地滔滔不絕說了一大溜，弄得我哭笑不得，只好把投稿的原委說了出來。
"那一定是鄭興富，詩歌編輯。"那人立即做出了判斷。接著他說人都下班走了，并把鄭興富同志的住址詳細地告訴了我。后來我果然找到了鄭興富，他和都幸福同志后來先后擔任了《中國西部文學》的主編。
再說那天聽完一段精彩的"繞口令"之后，在公共汽車上我心里忽然一動:剛才那人不就是8年前在巴彥岱見過的王蒙么？40來歲，個子不高，瘦長臉，高額頭，眼鏡，北京口音，手不釋卷，反應靈敏，幽默風趣，極善辭令:一切特征都與那回的印象符合。至于他不在伊犁而出現在烏魯木齊，一定是"落實政策"回來了，他本來就是區(qū)文聯的人么。后來我見到王蒙的文章，得知他1973年被安排在區(qū)文化廳(后為區(qū)文聯)創(chuàng)作研究室工作，時間剛好也對得上。不過，事后我雖然多次見到王蒙，但又不好意思將這次奇特的邂逅向他證實，誰耐煩去回憶多年前一個陌生的問路人呢?
但是王蒙當年這段精彩的即興式"相聲"表演，尤其是那句"這興富'不是那'幸福"的絕妙詞語，如同一串“貫口”，我卻記住了。后來熟讀《紅樓夢》時我還不由聯想到，王蒙這句機鋒可能是從史湘云醉臥芍藥蔭之前，在酒宴上講的那句著名的酒令："這丫頭不是那鴉頭"的句式中化出來的。這大概不是我的主觀臆測，王蒙對《紅樓夢》頗有研究，那本創(chuàng)見迭出、揮灑自如、自成一家言的《紅樓啟示錄》便是明證。加上王蒙非凡的記憶力、聯想力和語言天才，隨機來一段即興口頭創(chuàng)作，是完全可能的。
"* 豈止講了兩次，是三次！"
1975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供職的和田電影公司繪制電影《創(chuàng)業(yè)》廣告畫(當時我的工作是美工宣傳)，王蒙和王嶸同志(原新疆作協副主席、小說家)突然出現在面前。那時我已開始在新疆報刊上發(fā)表了一些詩歌和小說習作，算是新疆作協重點聯系的業(yè)余作者，所以他們來到和田，就來找我了。那時我在文化沙漠般的和田小城里寂寞苦撐，做著文學的夢，難得遇到文學上的高人來指點交流，因此他們來組稿使我倍感親切和興奮。
晚飯后，我提了一兜桃子去賓館看他們。王嶸系我烏魯木齊高級中學的學長，王蒙在巴彥岱也有一面之交，彼此都算是熟人了，所以談得比較融洽。交談中不知怎么講到高級中學了，說是烏市名校高級中學出文人，像電影明星馬精武(當時在很紅的電影《艷陽天》中扮演飼養(yǎng)員馬老四)啦，美學家邢煦寰(曾是我在新大讀書時的班主任)啦，還有自治區(qū)幾位知名畫家如穆宏等等。
"你也別謙虛，你王嶸也是個偉大的作家!"王蒙伸出大拇指打趣說。
"哈哈，忘記了，你王老二還是我們高級中學的女婿哩!"王嶸也是個愛開玩笑的人，當即向王蒙反唇相譏。原來，王蒙的愛人崔瑞芳老師從伊犁回來后就安排在高級中學(當時已改名烏市第六中學)教物理。
"那，人家高級中學可不一定愿意沾光呢!"王蒙仍舊笑著說，話中有話，大家心照不宣。
我忽然記起幾年前在紅衛(wèi)兵的傳單中，見到社會上傳抄的幾種* 的內部講話，就問王蒙:"好像* 在1957年兩次提到過你，什么'將軍們在圍攻王蒙'、'難道北京就沒有官僚主義了嗎'、‘我可不是王蒙的兒女親家’等等……不知可是真的？"
"* 豈止講了兩次，是三次!"王蒙突然很激動，聲音也提高了許多。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時他那不無悲憤而又委屈的表情和聲調。
"那為什么，……"我只說了半句，就不說了。
"房子里太熱，出去走走。"王蒙站起來，好像不愿多談那些不愉快、也說不清的敏感話題，當時畢竟還是“文革”時期。王蒙后來在1994年華藝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王蒙文集》第4卷的說明里寫道:"《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引起了軒然大波。由于* 的過問，1957年初作者幸免于難。反右開始后終不免，個中奧妙非我能知。"最近，撰寫《王蒙評傳》的北京學者賀興安先生在泰安告訴我，他雖經過多方調查，王蒙當年錯劃為右派的緣由仍然無法搞清楚。也就是說，過了40多年，王蒙錯劃為右派這樁歷史公案，至今還是一個秘密。
穿過一座小側門，我們來到地委后大院，走上一條葡萄架長廊。此時院中寂靜無人，微風中掩映于葡萄葉叢中的電燈忽明忽暗，拉長了我們幽靈一般的身影。我說:"別看我們和田又小又偏僻，可接待過不少大人物哩，像周總理、賀龍、羅瑞卿、郭老、王震，還有外國首腦如西哈努克、尼邁里、阿尤甫·汗等等，都在這條走廊上散過步……"我如數家珍，歷歷道來，實際上是為了掩飾某種自卑感；其中也不無"誰不說俺家鄉(xiāng)好"的夸飾心理。
"那你就來一首長詩：《沿著巨人們走過的足跡》，怎么樣？"王嶸笑著向我建議道。
"那可不行，"我故意故意笑道，"劉少奇的腳印也混雜在里面了，他六六年初來和田，也在這條長廊上散過步……"
"劉少奇也走過這條長廊?那好，"王蒙立即低下頭來觀察地面，仿佛在尋找那幾行"罪惡"的腳印，"咱們今天也沿著叛徒、內奸、工賊走過的路——"說著他挺起癟癟的肚子，上衣后襟空空蕩蕩，背著手，學著大人物的姿勢踱起方步來，活像是戲臺上的老生，十分滑稽。
王蒙在小說《畫家'沙特'詩話》中，以幽默的調侃的筆調，塑造了一位可笑復可悲的畫家薩卜魯（原型當為原自治區(qū)文化廳油畫家列陽）的形象。在小說結尾的詩中，王蒙寫道:"小說游戲心非戲"，感情是很沉重的。王蒙那天晚上在長廊上"游戲"，其實內心是非常痛苦的，屬于一種維吾爾人"塔瑪霞兒"式的苦中作樂。
“我又不求他來當文化科長。”
那天晚飯后我又去看望二王。到了賓館，房間里只有王嶸一個人在看書，原來王蒙被地委王書記請去聊天了。
"不服不行，人家王蒙就是不一樣，啥人都能諞(聊天)得來!"王嶸是個老新疆，一口烏魯木齊方言:"那天在巴扎上，他用維語跟賣瓜的維族老漢也諞了半大天，老漢楞松(一個勁兒)讓我們吃瓜。你們王書記也愛連(同)他諞，剛在飯廳里沒諞夠，又叫到房子里接著諞。我想看書，就一個人回來了。"他把一本帶來的《世界文學》遞給我，"這里面有個蘇修的中篇:《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寫的真棒，王蒙也看過了，你拿去看看。"
第二天見到王蒙，問起與王書記聊天一事，他沉吟了一下，然后說:"* 不是說過 '要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嗎，王書記是個文化人，家屬還在阿克蘇，一個人很寂寞。你們和田的人來找他的很多，但不是請示匯報，就是告狀訴冤；我是局外人，一不找他鳴冤叫屈，二不求他來和田當文化科長，同他諞諞，他何樂而不為?現在的官難當，有句話講得真妙:群眾無政府，政府無主義……。"王蒙的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系列中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都有，但寫得最好的人物形象當推各級黨政干部和文化人，其次是少數民族農民。我想這同他善于與社會各階層各種人物有著廣泛深入的接觸和了解，有很大關系。
"少有的聰明人!"后來見到胖胖的、有點學者風度的王書記時，他向我這么稱贊王蒙，"腦子快，口才好，懂的也多，連農業(yè)也懂……"我想，這也是知人之論吧!
“哪幾來的 '眼鏡叔叔'呀！”
王蒙他們就要去喀什了，我一直想請他們來家吃頓便飯，以盡盡地主之誼，但都被婉言謝絕了。那時候和田形勢很糟，社會上搞什么批林批孔批"水壺"（維吾爾人當時對《水滸》的戲稱），多數單位都癱瘓了。商店貨架空空，連飯館也常關門。居民生活很艱難，糧店有時一連數月沒有食油供應。甚至只出售原糧，人們只好背上生包谷粒到郊區(qū)水磨上磨了來吃，苦不堪言。因此他們的拒請，完全是體諒我的難處。
王蒙他們第二天動身去喀什，晚上我去送行，才得知長途班車出發(fā)得很早，來不及在賓館吃早點。我看準這是個機會，便真誠地建議說，干脆早上先到我家隨便吃點什么吧，汽車站離我家也很近，200公尺不到。他們不好再拒絕，卻反復叮嚀說要簡單一點，就弄些面條之類稀的，熱乎乎的吃了舒舒服服好上路。我自然答應照辦。
天剛蒙蒙亮，王蒙他們便提著簡單的行包來了。說來慚愧，我當時住在一間不足12平米的土平房里，除了幾件簡陋的家具外，連一把像樣的椅子都沒有。只好搬出兩把一元兩毛五買來的小木凳子，請二位屈尊歇腳。我也沒有廚房，就在門口胡亂砌座爐灶露天做飯；劈柴煤磚就堆在旁邊，落滿了灰土樹葉，像個垃圾堆。房前倒有個葡萄架，可是葡萄樹早死了，只好在光光的木架子上搭一塊破席遮陽。
"可惜就要走了，"王蒙同情地環(huán)顧一下我的窮家對王嶸說，"要不咱們可以幫小夏蓋間小炭房當廚房。打土塊(土坯)我很在行，當年在烏拉泊'五·七'干校，我一天能打好幾百哩……"
"那可不敢當!"我不好意思地趕快解釋，"和田很少下雨，住家戶都是露天做飯——其實也怪我自己太懶，又有臨時觀點……"
"那冬天呢"王蒙仍很關切地問。
"冬天在房子里安個洋鐵爐子，取暖做飯一舉兩得。"
說著，飯熟了。我連忙把兼作案板的刀痕累累、油漬麻花的小圓桌搬進屋，支在床前，抹凈，擺上辣子碟、醋瓶和筷子。妻子也就陸續(xù)將幾碗蔥花菠菜面條端上來，倒也紅紅綠綠、熱氣騰騰的小半桌。飯菜齊備，我便不無赦然地請客人入座進餐。
正要動筷子，妻子說等等，說著從什么地方摸出一只小瓶子，撥開瓶塞，在客人碗里小心翼翼地滴了幾滴。立刻，小屋里彌漫出一股誘人的麻油香來!前年我回河南老家?guī)Щ貋硪粔匦∧ハ阌�，妻子心細，不知什么時候偷偷藏起來一瓶，現在拿出來應急，算是多少挽回一點面子。于是在麻油香氣的氤氳中，大家也就開始踢里吐嚕地吃起來。他倆還連聲稱贊好香，說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送行餃子接風面"，但凡家里有一盒罐頭或幾個雞蛋什么的，我也不至于如此寒磣，讓客人吃一碗素面條就上遠路哇，阿彌陀佛!
床上3歲的女兒忽然醒了，一骨碌爬到床邊，瞪著亮晶晶的兩只大眼晴望著陌生的客人，好奇地"咦"了一聲。王蒙聽見后，立即朝女兒做了一個鬼臉，捏著嗓子說:"咦——哪兒來的兩個‘眼鏡叔叔'呀!"仿佛被生客說中了心思，女兒咧嘴笑了。
王蒙那時限于處境艱難，根本無法進行創(chuàng)作，但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習慣性思維，又常驅使他隨時隨地去揣摸人的心理，包括小孩子。這回他模仿女兒的口吻說話，就可以看作是他的一次模擬性創(chuàng)作。一位正值盛年，具有非凡創(chuàng)造力的天才作家，只能用這種即興的"口頭文學"與毫不懂事的嬰兒交流，可真是中國文學的悲哀。
半個多月后，王蒙從烏魯木齊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還鄭重地附言道:"代問晶晶小友好!"他還記得女兒的名字呢，只不過根據耳音，把女兒小菁的名字錯寫成諧音字了。
王蒙的故事（下）
"謝謝小王的香油面條。"
王蒙那封信還特意寫道:"多謝尊夫人的香油面條。"妻子看后笑道:"這個王蒙也真有意思，一碗面條還值得他掛在心上！"
但是哪里知道，這僅是此后綿延一二十年的一碗面條的故事的序曲呢。
時隔6年，1981年夏，我到北京參加一個文學講習班，行前，給已調回北京的王蒙寫了封信，祝賀他的短篇小說蟬聯三年榮獲全國文學獎（依次是《最寶貴的、《悠悠寸草心》和《春之聲》》，并告訴他我已調到新疆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書，想趁赴京之便去看望他。王蒙很快就回了一封信，信中詳細介紹了他在前三門的住址和他平時在家的時間。未了，又附了一句:"向尊夫人問好，謝謝她那碗香油面條!"我心里笑道，這個王蒙可真是幽默成癖，不可救藥，動不動就要納斯爾丁·阿凡提一番哩!
然而，一碗面條的故事還在繼續(xù)中。
1985年秋，已是中央委員和作協副主席的王蒙，作為當時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司馬義·艾買提同志的特邀貴賓，回到烏魯木齊參加自治區(qū)成立30周年慶典活動。那天在南門人民劇場聽完王蒙關于當前文學現狀的報告后，我隨著人流走到門前廣場，一眼發(fā)現王蒙正和幾位文藝界領導站成一排，準備合影留念。我離他們不遠，很想過去問候一下，又怕打擾領導們的活動。正在進退維谷時，只見王蒙快步向我走來，邊走邊揚手招呼道:"夏冠洲，你好!"我怔了一下，沒想到在這種場合王蒙會以如此親切的口吻主動問候我，感到很有面子，連忙迎上去同他握手。他看著我，忽然笑道:"回去代問小王好，謝謝她的那碗香油面條!"我楞了一下，一時不知該怎么應對，王蒙己轉身過去了。
又是謝謝面條，王蒙這是怎么回事?在路上，我細細捉摸王蒙這句話，忽然明白了，在那種情勢下，思維敏捷的王蒙選擇了這句具有象征意味的簡單問候，含義十分豐富，耐人尋味，真是勝過了千言萬語。
時光又過去了5年，1990年11月，王蒙攜夫人崔瑞芳老師回疆"探親"，體驗生活，為創(chuàng)作他構思多年的《季節(jié)》系列長篇做準備，返京前，下塌于烏魯木齊昆侖賓館。八樓離我們學校很近，我得知后便去看望他們。誰知王蒙把我介紹給他的客人時第一句話又是：“你們都不知道，在和田，我吃過他夫人做的香油面條哩!"
俗話說事不過三，這可是王蒙第四次"謝謝面條"了。難道拙荊果真有什么特異功能，竟能將一碗中國人最普通的面食做成山珍海味，讓見過大世面、開過洋葷的王蒙，十幾年來一直余香滿口，念念不忘于斯?真是匪夷所思!
直到1991年11月，這個盤中啞迷才算最后揭開。
"那一碗面條�？墒墙o我和王嶸幾天的卡路里呢!"那天，在北京東城王蒙那座小四合院的寓所里，他深有感慨地對我這么說。接著他描述了旅途上他和王嶸的遭遇。
車發(fā)和田，一路上飯館都不開門，連一個賣馕的也沒有。他倆餓著肚子顛簸了半天，汽車又在大戈壁灘上拋了錨，直到后半夜好容易才算趕到葉城縣。葉城正在放映難得一見的新電影，吸引了傾城的觀眾，所以全城的飯館都一律關門。王蒙他們自然也吃不上飯，黑燈瞎火、人地兩生，餓得兩人眼冒金星，四肢癱軟，幾乎路都走不動了。幸虧王嶸手頭有個通訊錄，這才東問西找，終于冒昧敲開了一位素未謀面的投稿者的家門，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原來如此!
這是1975年秋天，也就是"四人幫"覆滅的前一年，兩位中國作家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緣的一段奇特而艱辛的經歷。拙荊兩碗面條(全稱應為"香油蔥花菠菜素面條")，竟然以無比堅硬的神力支撐了兩位作家的生命，真是功不可沒。難怪王蒙在心中縈繞成一個"面條情結"，十幾年來再三再四地念叨感激不休哩!
文學也是一種生命體驗的表現。飽食終日的人，決然寫不出那種真切的饑餓感覺來的。王蒙至今尚未把這段刻骨銘心的體驗寫進小說，但是在中篇《雜色》和長篇《失態(tài)的季節(jié)》中，我想他一定動用過了。右派音樂家曹千里和右派詩人錢文等人物，在饑餓中對食物的那種渴望和乞求的心理，不是一般人能寫得出來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艱難困苦，對于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實在是一種不可預支的精神財富。
“我還處理過共青團員日綿羊的事哩。”
1993年9月，為完成一項王蒙研究課題，我到北京師范大學做了一年訪問學者。第二年元月初，我?guī)Я瞬簧僖蓡柸グ菰L王蒙。王蒙當時住在朝內北小街，原為國民黨代總統(tǒng)李宗仁先生親眷的住室，解放后前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先生又在此住過多年，是一處獨門獨院的普通四合院。院中也有幾棵棗樹，不過沒有長在后院，而是在前院，與魯迅先生當年北京八道灣家中那棵著名的棗樹有所不同。
在近兩小時的訪談中，王蒙縱談了他的經歷和藝術觀。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竟毫不忌諱地向我大講早年曾處理過像中學生日綿羊這等趣事。王蒙說，你我都在社會基層呆過，與那些一上來就一直在大城市大單位工作的文化人不一樣，我們有共同語言。在伊犁巴彥岱，我當過公社副大隊長，親自處理過維族農民鄰里間偷雞摸狗之類的糾紛，這些都是上不了綱線的生活瑣事，這養(yǎng)成了我崇尚實際的思維習慣。其實我年輕時就接觸過實際，二十來歲時任北京東城區(qū)團委副書記時，就曾處理過許多亂七八糟的事，“像日綿羊的，是個共青團員，還是干部，他有個怪癖，常到附近農村去日綿羊，后來讓人抓住了。你說叫我怎么處理他？這叫什么事呀，流氓分子？這些事好像都在《戀愛的季節(jié)》里也寫了。”說到這里，他忍俊不禁地大笑起來。
我補充說：“像小說里男青年因失戀剪掉自己的生殖器呀，強奸* 呀，這都與政治沒有關系。”
王蒙答道：“是呀，沒有關系。”接著他總結道：“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不能作簡單的判斷，簡單的線性思維邏輯判斷。”“有些作品里面的是非是小蔥拌豆腐，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很清楚。我的作品就不是這樣。人生是多種多樣的，政治是非、生活是非有時是很難說清楚的，有許多事是進不了那些條條框框里去，進不了模式，既不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斗爭，也不是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
當我談了父親與王蒙差不多是同時(1958年5月)被錯劃成右派后,王蒙說：“以前沒有機會講你的經歷，所以說，我談的問題，你一聽就明白。一下子我就想起你在和田過日子的情景，起碼你知道一碗面條是怎么做的。……我對事物的看法，本身就不是那么簡單。我反復給人講，凡是把復雜的問題說得像小蔥拌豆腐一青二白的，凡是把復雜問題的解決看成是探囊取物、順手牽羊者，皆不可信。”
王蒙又提起那碗面條的故事了。我對王蒙把我視作同道甚感慶幸，更對他所談的人生經驗和看問題的思想方法頗感興趣。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訪談后，我把這次訪談的錄音做了摘要整理，并經王蒙親自刪節(jié)修改，以《生活·創(chuàng)作·藝術觀》為題，在《北京文藝》上發(fā)表了。由于文章披露了王蒙過去鮮為人知的經歷和真實的內心世界，后來被《讀書》雜志作了文摘，好幾種評論集也收錄了。其實，這應該算是王蒙老師與我合作的一篇文章。
“巴彥岱的青楊現在也少多了！”
2001年金秋9月，王蒙攜夫人和秘書崔建飛同志又有一趟新疆之行。他們先到伊寧巴彥岱探望了各族鄉(xiāng)親，回到烏魯木齊又先后被邀請到新疆大學和我們新疆師范大學做學術報告，并接受了兩所大學名譽教授的聘任。
在我校做完學術報告后，學校派了輛車送王蒙一行去機場，直飛北京。我與王蒙老師同乘一輛車為他送行。車行間，王蒙望著路兩旁的街景和綠樹，若有所思。忽然他感慨道：“烏魯木齊變化很大，現在白楊樹幾乎看不到了，當年路邊到處都是一排排高高的白楊樹。”我說，是的，當年散文家碧野曾有一句妙語形容說，白雪和白楊平分了烏魯木齊四季，倒是是準確的。但白楊樹生長期短，缺乏觀賞價值，春天又愛揚花，弄得城市很臟，討厭人，所以現在都被榆樹、白蠟樹等樹種陸續(xù)取代了。
“巴彥岱現在的青楊也少多了！”王蒙不知為什么又聯想到伊犁巴彥岱。他的思緒似乎跨越時空，回到生活過七年的巴彥岱田野。
王蒙自1979年改正后離疆返京，此后20多年來曾多次回疆“探親”，幾乎平均每隔兩三年就要回來一次。最近他剛回過伊犁，一定發(fā)現了那里的青楊樹比起當年印象中的來要少多了，所以才有這句深沉的感慨。王蒙曾在很多作品中都提到過伊犁的青楊，特別是在其散文名篇《故鄉(xiāng)行――重訪巴彥岱》（此文曾使旅美華人作家聶華苓女士讀之落淚）里，有四五處段落就用深情的詩意文字反復描繪過青楊的雄姿倩影。我不由猜想，他此次伊犁之行可能見過我剛在《伊犁河》上發(fā)表一組散文《伊犁詩話》，因為里面有一篇就題作《巴彥岱的青楊》。文中我根據1998年春到伊犁師院講學期間，故地重游重訪巴彥岱所見所感，介紹了當年王蒙巴彥岱的幾位鄉(xiāng)親的近況，我還特意抒寫了如今巴彥岱青楊樹少多了的莫名失落。問問身旁王蒙秘書小崔，他證實了我的判斷。原來《伊犁河》主編郭從遠文兄，果然給王蒙贈送了這期雜志。
2003年10月，我赴青島參加中國海洋大學舉辦的“王蒙文學創(chuàng)作國際研討會”（王蒙即為該校文學院院長，系實職）。會議頗具規(guī)模和水平，氣氛熱烈。我向大會贈送了一幅自書詩的書法習作：“劫波歷盡成大道，文壇揮灑憑巨筆”，算是向從事文學活動50周年、已70大壽的王蒙老師表示衷心祝賀�？上诰o張，王蒙活動特多，未能與他深談。會后《山西文學》主編韓石山先生來信約稿，我即將《巴彥岱的青楊》那一節(jié)作了大的修改展開，寄去用原題發(fā)表了。今年8月初，我應邀到中國作協北戴河創(chuàng)作之家休養(yǎng)了10天，王蒙老師和崔瑞芳老師賢伉儷剛好也在這里休息創(chuàng)作，終于有機會同王蒙老師作了幾次長談。有次在創(chuàng)作之家院中交談時，王蒙提到《山西文學》上我那篇散文，說配發(fā)的他在巴彥岱與維族老鄉(xiāng)坐談的那幅生活照印得不夠清楚，可能是反拍的。說話間，他望著遠處一叢虬枝盤屈的青松，神情茫然，若有所思地說：
“巴彥岱的青楊現在是少多了！”
這是王蒙第二次對我發(fā)出對巴彥岱青楊樹少的感嘆了，他的意識此時一定在飛快地流動，由此及彼，自由聯想到伊犁的那些親切的青楊林。當年巴彥岱房前屋后、村邊地頭，到處都生長著青楊樹，挨挨擠擠，以挺拔高聳的身軀護衛(wèi)著綠洲，體現了一種昂揚奮發(fā)的團隊精神，給人的印象極深。青年時期的王蒙曾為它們付出過艱辛的汗水，樹下也保留著王蒙不少難忘的記憶，因而青楊已然成了王蒙心目中關于伊犁、其實也是新疆的象征物，那上面承載著王蒙太多太多的感情。所以王蒙曾說，伊犁成了他與家人一個永恒的話題，在很多作品中都念念不忘伊犁的青楊�，F在物換星移，人們觀念在變，伊犁的青楊已種得不多了，但王蒙對巴彥岱仍舊一往情深。青楊樹的倩影已在他心中扎下了根，永遠牽動著他的情思，成為他心目那枚拂之不去的“戀疆情結”的一種意蘊豐厚的意象。正如王蒙在《故鄉(xiāng)行》中信誓旦旦宣布的那樣：
“我將帶著長逝者的墳墓上的青草的氣息，楊樹林的挺拔的身影與多情絮語……帶著巴彥岱人的盛情和告誡，帶著這知我愛我的巴彥岱的一切影形聲氣、這巴彥岱的心離去，不論走到天涯海角……”
“為了看你，我把脖子都看歪了！”
在北戴河創(chuàng)作之家的日子里，我忽發(fā)奇想，要給王蒙老師畫一幅速寫。我計劃將8年前出版的專著《用筆思想的作家――王蒙》進行一次大的補充修訂，將來出版時好把這幅畫像用上。我自幼喜愛繪畫，當年曾在吐魯番、伊犁、和田等地畫過上百幅人像素描或國畫寫生，大都能比較準確地抓住對象的相貌特征，十分鐘左右就能畫得基本上“烏乎夏希”（維語：像、一樣）。近年因忙于文學教學和科研，很少畫畫，兼之年齡也大了，捕捉形象能力和線條表現力均有所下降。但就在前年，我還不揣淺陋，曾分別為云南麗江納西族洞經音樂發(fā)掘推廣人宣科先生，和阿爾泰喀納斯吹奏蘇爾古樂的圖瓦老人依爾德希畫過速寫像，看到的人都說有八分相像。因此為王蒙老師這樣熟悉的人畫像，應該說還是有一定把握的。
這天午飯前，王蒙夫婦如約來到院中大核桃樹下。恭候多時的我連忙打開速寫本準備畫像。王蒙在白色鐵圈椅上坐下，我也選好角度坐在他的側面專注地觀察。這時，同在創(chuàng)作之家休養(yǎng)的楊曉芬女士也來了，坐在另一旁與王蒙說話。王蒙笑著對她打趣道：“20多年了，你還是駐顏有術，風采依舊呀！”楊女士與王蒙是《新疆文藝》編輯部的老同事，久別重逢，共同回憶起20多年前的歷歷往事，兩人竟有說不完的話。他們還談起楊女士當年復旦的同班同學、北京名作家梁曉聲來。王蒙一邊應我的要求，頭部扳著不動，目視前方，可是又要照顧楊女士的情緒，做面對面的親切交流，只好下意識地將臉轉來轉去，最后甘脆身子不動只將脖頸扭向了楊女士。楊曉芬的愛人在一旁忙著為我們照像，也讓大家不要動。王蒙堅持了一會兒感到不對勁，就撥浪鼓一般轉動著脖頸對楊曉芬喊起來：“你看，為了看你，我把脖子都看歪了，扭痛了。對著美女直了眼扭脖子，這照出來的像成個什么樣子？”說得在場的人都笑起來。于是楊曉芬就把椅子挪到王蒙對面。王蒙不用扭脖頸了，兩人繼續(xù)談活。我又一次調整位置，接著畫像。
本來一開始我還是信心十足的，一旦動起手來時卻有些緊張了，唯恐畫不像，掃了大家的興，貽笑大方。誰知這一私念萌動影響了我的發(fā)揮，筆下愈加遲疑起來，手仿佛也不聽使喚，腦子里一片空白，眼前王蒙的面容五官竟是一片模糊，硬是找不到一點準確感覺�，F在經過這么一折騰，我更緊張了。王蒙仍舊不停地說著笑著，開闔的嘴唇牽動面部肌肉，連帶眉眼、鼻翼、眼鏡均不停地動。他此刻談興甚濃，面部表情生動，妙語如珠，周圍人不時開懷大笑。可是這么一來可苦了我，王蒙的面部特征更不易把握了。畫著畫著，就成了畢加索的“立體派”，王蒙臉的輪廓有好幾個移動變形的側影。我急了，很想再一次命令王蒙“季米烏特隆”（維語：不要動），可是又不好意思，不敢。只好硬著頭皮起了幾幅畫稿，總是不滿意。王蒙還在興致勃勃地談笑風生，我卻漸漸失去了信心，延宕不得，只好草草畫完，畫紙上僅具一個面形而已，不要說神似，連形似都遠沒達到，極不成功。末了，我甚至沒有勇氣給王蒙看一下拙劣的畫稿呢。王蒙的小孫子倒是過來翻開畫夾看了，童言無忌，低聲說了句不太像。有其祖必有其孫，王蒙這位剛上小學的小孫子極為聰明，背古詩的功夫常令大文豪的爺爺常自嘆弗如。
這是我平生最失敗的一次人像寫生，對象竟然還是我最崇敬、也十分熟悉的人。這使我十分懊喪。但我并不覺得丟了面子，人的精力畢竟有限，我畢竟不是所謂的專業(yè)畫家，想來大度的王蒙老師一定能夠原諒我的。只是興師動眾地無端折磨人家十來分鐘，辜負了王蒙老師的一片信任，還讓他本來就有病的頸椎再度扭曲變形，倍感痛苦，使我深感過意不去。只好在這里要向王蒙老師表示歉意，恕我不自量力，獻丑了，冒昧了！
話雖如此，我還是覺得此番失敗仍有所得。它讓我有機會與王蒙近距離地接觸了一回，觀察到他說笑時細微的表情變化，讓我感受到我們之間的親密關系，也真切地體味到了這位前部長高官的平易近人處。王蒙那天說，北戴河的好處就是氣候好，海灘好，來北戴河主要就是來游泳的嘛。所以他天天穿著拖鞋到老虎石海灘游泳，一逞泳技，曬得面孔黝黑，清瘦了許多，但精神卻異常矍灼。一位著作等身的七旬老人有如此健康的心態(tài)，幽默風趣仍舊，思維敏捷依舊，真令人欽佩和欣慰。此外，我也從中悟到一種藝術道理：越是熟悉的人，越是近距離，就越是不易把握。距離為美嘛。
“看來，那碗面條的故事要絕響了。”
在北戴河王蒙住房里那次晚間長談中，我問他目前的創(chuàng)作情況，他說正在寫幾篇小東西，每天上午寫作，下午游泳。我匯報了我們正在做的那項國家大型課題《新疆當代多民族作家》的進展情況。他很關心，答應明年出書時為我們寫一篇序言或題幾句詞。我還向他談了今后準備繼續(xù)深入研究他的種種想法。但談得更多的還是私交的往事。交談中，王蒙又提起1975年在我家吃面條的事來。他糾正道，其實我和王嶸在你家吃完面條后當天并沒有走成，因為汽車站當天沒有發(fā)車，在途中戈壁上拋錨、挨餓、好不容易討到一口吃等系列遭遇，只是第二天上路時才發(fā)生的故事。這么說來，拙荊當年那碗菠菜香油素面條48小后還能對王蒙他們起著支撐生命的作用，那么，這碗面條就愈加神力無窮了！
說到這里，王蒙問了我的年齡，然后笑道：“看來，那碗面條的故事是要絕響了！”記得王蒙是第二次說這句話了。1999年9月，他來疆主持《中國西部文學》“支邊青年征文獎”頒發(fā)儀式時，就曾對我說過一次。我當時沒有深想，只是隨口答道：“不，故事還會繼續(xù)的，歡迎將來有機會到寒舍再吃上一碗我愛人做的面條。”現在，歲月不饒人，王蒙已年屆七旬，我也年屆花甲，都已步入或即將步入老年了。往事紛紜，往事如煙，30年前交往中的一樁普通生活瑣事，是不值得過多重復的。但是，有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當年社會底層中貧賤時那一段真誠無私的情義，將穿越時空的限制，永駐心中。
2001年秋，王蒙秘書小崔告訴我，我那部專著《用筆思想的作家――王蒙》，被美國和加拿大作家協會作為聯名推薦王蒙為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人的一個依據。這消息使我殊感意外，也頗感欣慰：辛勤筆耕畢竟沒有白費。只是那本書雖然不無學術原創(chuàng)性，但屬于一部急就章，很不成熟和系統(tǒng)，更談不到深刻。8年來，王蒙的文學事業(yè)又有了巨大的拓展和提升，去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王蒙文存》，竟多達23卷，還不包括他大量的書信和日記。王蒙仍處于他寫作的高峰期，以他身體的狀況，至少還可以寫上十來年，將來如出全集，恐怕40卷也擋不住，真可謂洋洋大觀，文壇罕見！王蒙已然無可爭議地成為上世紀下半葉和新世紀初中國一位成就最卓越的文學大師，一位具有很高國際聲譽的跨世紀的文化巨人。十分有幸的是，王蒙與我們新疆有著割舍不斷的聯系，這正是新疆的驕傲。16年在新疆不同一般的經歷，很大程度上玉成了一代文豪王蒙。今后只要有機會，在有生之年我還要把王蒙研究繼續(xù)進行下去，因為自感尚有研究他的許多學術優(yōu)勢。不過，此舉早已超越了私人的感情層面，而變成作為一個不無笨拙魯鈍，卻又十分執(zhí)著的文學愛好者的終身事業(yè)。我是越來越意識到王蒙在我國文學事業(yè)中的意義了。從早年有緣結識王蒙為動因起始的王蒙研究，現在應該成為我文學生涯中的一種理性的主題。
文已完而意猶未盡，茲賦排律一首附后，平仄無所計也。詩曰:
雜花生樹燕子飛，(1) 萍水相逢烏孫地。(2)
京華激昂紅"少共"， 邊塞落寞灰布衣。
有緣得識春風面， 無才追摹鴻鵠意。
刪繁就簡石成金， 負重忍辱笑破涕。
能上能下真君子， "興富""幸福"費猜疑。
神侃深夜非謀官， 漫步長廊豈演戲!
荒年亂世無兼味， 瓦灶繩床只素食。
天真效戲嬰兒語， 慷慨欲逞魯班技。
契闊終念面一碗， 跋涉唯仰油兩滴。
妙言解頤莊亦諧， 奇語洞燭幽與微，
春光唱徹心無憾，(3) 蠟燭成灰意未已。
劫波歷盡成大道， 文壇揮灑憑巨筆!
注：
(1) 巴彥岱，蒙語意為"燕子飛來之地"。
(2) 伊犁地區(qū)屬古代烏孫國。
(3)王蒙1963年底于赴疆途中火車上曾作詠志詩數首，中有"春光唱徹方無憾，猶有微軀獻塞邊"之句。
2004年9月20日重寫
